在世界文學的大家庭里，如果有人問我：“除了中國文學之外，你對哪一個國家的文學最有感情？”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：“俄羅斯文學。”

在整個世界文學史上，俄羅斯文學都堪稱是奇跡。在短短一個世紀的時間里，涌現出了那么多大師級的作家；這些作家，為世界文學寶庫貢獻了那么多經典的作品，這在世界文學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現象。

我對俄羅斯文學的興趣，產生于少年時代，我是在一個小山村里長大的，家里有幾十本藏書，其中多數都是俄羅斯文學（當時在心里有一個疑問：為什么家里的藏書多是蘇聯文學？而不是美國文學、英國文學……后來才明白，在那個特殊歷史時期，只有蘇聯文學被認為是健康的，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學統統被打為“大毒草”），有高爾基的自傳三部曲，有《卓雅和舒拉的故事》，有《這里的黎明靜悄悄》，有《青年近衛軍》……這些書，我都認真讀過，并被書中的人物和故事情節所吸引，有時感動得熱淚盈眶。這些書滋養了一個少年的靈魂，使他對那個陌生的國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。

如果說，少年時代對俄羅斯文學的閱讀只是使我產生了興趣的話，成年之后對俄羅斯文學的閱讀，帶給我的則是深深的震撼。在青春歲月的某段時期，我集中閱讀了大量俄羅斯文學。那時我居住在寒冷的東北，在風雪彌漫的冬夜里，在租來的小屋中，守著一爐通紅的炭火，讀索爾仁尼琴的《古拉格群島》，讀赫爾岑的《往事與隨想》，讀妃格念爾的《俄羅斯暗夜》，讀愛倫堡的《人·歲月·生活》……少年時代閱讀過的那些俄羅斯文學，給予我的只是一種純凈的文學滋養；而青春時期閱讀的俄羅斯文學，帶給我的則是一種正義的力量。那些文字，閃耀著血性的光輝，向人們講述著良知、正義、苦難、夢想……這些俄羅斯作家們，沒有去描寫風花雪月，而是擔負起了整個時代的職責，書寫著俄羅斯的苦難和黑暗。

俄羅斯作家在寫作時，內心是懷著巨大的悲憫情懷的，他們常常是一邊哭泣一邊創作，用血淚凝成了光輝的著作。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判處死刑，在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時，有幸在最后一刻獲得赦免。他說：“我只擔心一件事，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難！”參與行刺沙皇的計劃失敗后，妃格念爾被判處22年監禁，她為此付出了整個的大好青春年華，但她絲毫沒有后悔。在《俄羅斯暗夜》中，她寫道：“我常常想，我的生活是否可能走別的道路？它是否可能有別的結局，而不至于坐到被告席上？每次我的回答都是：不可能！”索爾仁尼琴說：“我不屬于我自己，我的文學命運也不屬于我個人的文學命運，而是所有那千百萬人的命運，他們沒來得及寫完、低聲說完、用喑啞的聲音訴完的監獄里的命運，和自己過于遲了的勞改營中的發現。”

為了神圣的使命，俄羅斯作家群體付出了慘痛的代價——監禁、流放、死亡……葉賽寧是被政府的密探們群毆致死的，曼德爾施塔姆是被脫光了衣服在地下室里被活活凍死的……西伯利亞曠野上慘白的月華，以及靜靜流淌的伏爾加河，見證了他們的苦難。“茫茫雪原，蒼白的月亮，殮衣蓋住了這塊大地，穿孝的白樺哭遍了樹林，這兒誰死了？莫不是我們自己？……”

俄羅斯作家群體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，他們的創作，不是為了文學而文學，而是為弱者辯護，向遭受不公的人施以援手。是為了捍衛良知，是為了捍衛正義，是為了捍衛人類理性的尊嚴。那是一種拔地而起的正義感，彌漫著一種血色的浪漫。他們敢于發出自己的聲音；他們敢于肩挑憂患、激揚正義，具有社會良心即正義之師的內涵素質。別爾嘉耶夫說：“我的生命經歷了我的祖國和世界的災難性的時代。我目睹了整個世界的毀壞和新世界的產生。我觀察到人類命運的異乎尋常的轉變……然而這個時代無論對于個別的人還是對整代人來說，都是不幸的和痛苦的。歷史沒有寬容人類的個體，甚至沒有發覺他們。”

俄羅斯文學具有一種濃郁的苦難魅力，苦難也是人類寶貴的精神資源之一。白銀時代的女詩人茨維塔耶娃這樣形容她的丈夫：“他很漂亮：一種受難的美。”俄羅斯文學也擁有著一種“受難的美”。當苦難轉化成一種美的時候，它已經擁有了壯麗而不屈的尊嚴。我理解并認同這種苦難，因此對俄羅斯文學中的博大情懷產生了敬畏之心。英國作家伍爾芙的話很能代表我的感受：“靈魂是俄國小說的主要特點……當我們閱讀這些什么也沒講的小故事時，視野變得開闊，靈魂獲得了驚人的自由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