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世紀中國古代文獻的發現，雖然能列舉出來很多，但敦煌藏經洞的發現應當是其中的重頭戲。直到今天，研究敦煌遺書仍然是一大顯學。這方面的研究極有成果之人有兩位，一位是方廣锠先生，另一位是李際寧先生。近幾年，敦煌藏經仍有一些劫余之物陸續出現在拍賣場中，藏書家們看到這些千年古物都是拼命地爭搶，使得這些寫經的價格扶搖直上。單說最初國內剩余者，精品后來又流落域外，這里面的故事就要從李盛鐸講起。

▌李盛鐸

▌木犀軒

1900年，道士王圓箓無意間發現了敦煌藏經洞，他雖然上報了政府，但是最終也引不起重視。后來，伯希和、斯坦因等一些外國人從中間挑走了許多精品，并且還在北京搞了個小型展覽，這才引起了中國學者的重視，上報朝廷。

皇上下令將藏經洞剩余的經卷文書全部運到北京，而這已經是發現藏經洞后的第10個年頭。負責運經事務的官員是何彥升，這位何彥升跟大藏書家李盛鐸是兒女親家，不知道李盛鐸是不是在起運之前對何有囑咐，總之，這些敦煌寫經運到北京之后，先是到了何彥升之子何震彝的家中，而李盛鐸正是何震彝的老丈人。

▌《木犀軒藏書記》

這些敦煌寫經在何震彝家放了三天，這“三天”的來由出自羅振玉的一則序言：“乃先截留于其齋，以三日夕之力……”用三天時間把敦煌寫經挑選了一遍，挑選人不止李盛鐸一位，此外還有學部副大臣劉廷琛以及另外的朋友。

以李盛鐸的學識，以及他對目錄版本學的眼光，由外國人挑剩下來的這些寫經再由他挑選一遍，應該是把其中的精品都挑得差不多了。他究竟挑出來了多少卷寫經，后人研究后得出了不同的數字，其實很難確定，因為這畢竟是一件秘密進行的事。但數量肯定不少，質量也一定最高。就因為這一點，對于敦煌寫經現在藏在公共圖書館的且不論，僅說私人收藏，自敦煌藏經洞發現以來，應當沒有一個人的敦煌遺書質量能夠超得過李盛鐸。

李盛鐸家的藏書，始于他的曾祖父李恕（江西省德化縣（今九江市）東鄉譚家畈人）， 李家藏書樓“木犀軒”這個堂號就是從李恕用起的，在他那個時候，木犀軒的藏書已經有了數萬卷之多。李恕于道光初年在江西廬山的蓮花峰下建起了木犀軒，而所建地點竟然是在宋代大儒周敦頤的墓旁。李恕之子李文湜（shí）也同樣喜好藏書，可惜他藏書的事跡沒有詳細的記載。

而李盛鐸的父親李明墀（chí）的藏書事跡卻有兩個出處，《德化李大中丞行狀》中是這樣形容李明墀的藏書情形：“生平好聚書，廉俸所余，輒購置經籍，所藏多至數十萬卷。”數十萬卷這個數字確實是夠大。古人寫傳記都有溢美之詞，即使如此，也說明李明墀藏書的確有規模。但是李明墀所藏之書，全部毀于太平天國戰爭。

戰爭平息之后，他又開始藏書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：“予少耽典籍，家富儲藏，點勘摩挲，無間晨夕。咸豐壬癸之交（1852～1853年），毀于兵燹（xiǎn），片帙靡存。其后服官中外，頗復收取，為是既久，愈于舊觀。” 李明墀再次收集的這些古書，后來歸了他的兒子李盛鐸（1859～1934年，字義樵，號木齋）。李盛鐸很有藏書的天分，他從12歲開始自己藏書，買的第一部書就是明景泰 (1450～1456年)刻本《文山先生全集》。12歲就懂得藏書，并且一起手買的就是一件難得的明景泰本，這起點太高了。

▌藏書成果

自此之后，直至77歲去世，李盛鐸幾乎大半輩子的經歷都跟藏書有關，而且他的藏書成果絕對屬于他那個時代的最高水準。同時代的大藏書家傅增湘曾經到天津的木犀軒看書，贊嘆道：“統觀藏書全部，量數之豐，部帙之富，門類之賅廣， 為近來國內藏書家所罕有。”傅增湘看藏書的眼光是何等之高，能有這樣的贊嘆，可見木犀軒的藏書已經達到了何等的高度。

▌其舊居 此樓雖然破爛，但仍然透露著當年的精美，很符合李盛鐸的身份

北大善本庫里面存有李盛鐸從日本購書的結賬單，那個時候日本的書價賤爛如泥，但是他有這樣好的機緣，也恰恰來源于他的經歷。李盛鐸在20多歲時，一次路過上海，在一家叫“樂善堂”的藥店認識了日本人岸田吟香，那個時候正是日本開始明治維新的階段，明治維新的一大思潮就是拋棄日本從中國學來的古 老傳統，轉而學習西方的先進思想和技術，中國的古書在當時的日本迅速貶值，幾乎到了全部拋棄的地步。

而正是這個階段，李盛鐸請這位岸田吟香開始從日本大量買書，他自己也到日本去收書，并在日本結識了著名的版本學家島田翰，也幫著他收購了許多中國古書。國人都恨島田翰把陸心源的舊藏買回了日本，其實他也同樣把許多善本從日本賣到中國，如此想來，對這位島田翰而言，有很大成分就是在做生意。而李盛鐸，他在那個時期竟然仍敢大量購書，這是何等的勇氣。

在書界，李盛鐸就是這種有遠見的真勇士。他不止在國外收書，國內一些大藏書家散佚出來的寶物也有許多流入了木犀軒。比如湘潭袁芳瑛臥雪廬的藏書，那在清代也算是湖南藏書質量最高者。同樣是湖南的大藏書家葉德輝就這樣評價過 袁芳瑛：“湘中精版本之學者，必首推先生（即袁芳瑛），所藏兩宋元明舊槧名鈔，皆薈萃南北藏書家整冊殘篇而自成一派。”

袁芳瑛的藏書，后來基本上都歸了木犀軒。四大藏書樓之一的海源閣，也有不少精品歸了李盛鐸。他藏書幾十年， 手中得到了太多的精品，其中宋元本竟有300部之多，難怪倫明評價李盛鐸為“吾國今日唯一大藏家也。”

▌李木齋先生治喪處用箋

▌木犀軒舊藏精本：宋紹熙間兩浙東路茶鹽司刻《周禮注疏》， 北大圖書館藏

▌輾轉留存

還有一批重要的收藏跟李盛鐸有很大關系，那就是內閣大庫檔案，也就是俗稱的“八千麻袋事件”。明清兩代的檔案，原來都存放在故宮大庫，后來因為各種原因，將這些數量巨大的檔案清理了出來，存放在了教育部和歷史博物館。

但因為經費困難，在1921年，李伯將這些檔案以 4000塊的廢紙價格賣給了同懋增紙店。羅振玉偶然在琉璃廠看到了散佚之物，他花了1.2萬元把這些檔案追了回來。由于這個費用是羅振玉挪用同鄉匯款，放了三年之后，他只能再次轉讓，以便還款。1925年他把這些檔案以1.6萬元賣給了李盛鐸。三年之后，李盛鐸又將這些檔案以原價賣給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。使得這一大批檔案沒有散失。從這個角度而言，李盛鐸為保護典籍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。

▌木犀軒舊藏舊抄本《謝宣城詩集》

李盛鐸的兒子李滂，也是一位有名的藏書家。他是李盛鐸的第10個兒子，因為有家學，他曾經在北平民國大學做教授，所講的課程就是目錄版本學。從李恕到李滂，木犀軒的收藏竟然經歷了五世，這在中國藏書史上也不多見。雖然寧波天一閣的藏書經歷了400多年，但范欽之后，范家卻很少有著名的藏書之人。而木犀軒則不同，幾乎每一代都有藏書的記載。然而，木犀軒五代的收藏也正結束在這位李滂的手中。1939年底，李滂將木犀軒的舊藏以40萬元出售給了當時的北平偽政府，后來這批書撥付給北京大學圖書館保存，這一大批珍寶現在仍然完整地保存在北大圖書館中。但是，美國哈佛大學也曾經花了6萬元買到了一批木犀軒的舊藏。這批書是從什么渠道賣出的，并沒有線索。據說還有一批木犀軒舊藏曾經出現在琉璃廠舊書店中。

▌《木犀軒叢書》190卷

▌藏書疑云

李盛鐸所藏的唐人寫經，如上所說都是精品。榮新江先生有這樣的評價：“他精通版本目錄之學，所得多為佛經以外之四部典籍、景教文獻及公私文書，數量質量均堪稱私藏敦煌寫卷第一家。”然而，這些經卷最終以8萬日元的價格又賣到了日本，賣出的總計數量是432卷。自從賣出之后，這些敦煌經卷就沒有了消息。近幾年，關于李盛鐸所藏的那些寫經又有人談論起來，聽說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在某個日本藏書家手中。但是，日本人買走的這些敦煌經卷并非木犀軒所藏全部，因為在民國年間，李盛鐸的女兒也賣出了200多卷給了當時的中央圖書館，中間人就是葉公綽。如今這200多卷仍然完好地保存在臺北。將這兩次出讓加起來，李盛鐸當年收藏的敦煌經卷至少有600余卷，其實還不止這個數量。

這么一統計，問題就來了， 因為當初敦煌藏經洞所剩余的經卷在運往京城的時候已經做了清點，這個數字已經報告給了朝廷，據說是6000多卷。待運到了北京，僅李盛鐸一人就拿出了其中的10%還要多，并且不是他一個人從中截流，至少還有另外的兩位，這樣加起來，估計數量不在少數。拿走這么多，如何向朝廷交代呢？但最有戲劇性的是，從敦煌起運時的總計6000多卷的文獻，到入藏京師圖書館再做清點，卻變成8000多卷，據說，敦煌文獻在運京過程中不止是李盛鐸等人截流下來的那一批，在他們之前，沿途也有一些人拿走過一些。

原來這種增量法其實就是把那些不想要的經卷撕為兩段，甚至三段以充數。因為這些經卷在清點的時候只記錄數量，而沒有名稱和每一卷的長度，并且敦煌寫經大部分本來就是殘件，所以撕成幾段也無從查證，這樣就輕易地掩蓋了從中劫取的事實。

1929年，敦煌的這些經卷由京師圖書館移交給北平圖書館，數量又增加了將近1000卷，很難不教人想這其中又發生了什么問題？但有些情況也并非完全如此。因為運京的時候就有很多的破爛殘片并未清點，后來對敦煌之物越來越重視，連這些殘品也開始計數，所以數量反而多了起來。如此想來，國家圖書館連殘片都看重，那么當年李盛鐸所藏的這些經卷會是何等的精彩！

（責任編輯：張天宇）